近期有团体重新鼓吹边境调节税，将其标榜为比关税或国际税收规则（如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税和税基侵蚀与反滥用税）更“精明的替代方案”。他们宣称边境调节税能增加财政收入、奖励本土生产，并帮助美国避免贸易战。

这些支持者试图重构辩论框架：边境调节税优于关税，边境调节税胜过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税。

但现实与2017年如出一辙。边境调节税本质是关税的变名，最终代价将由消费者承担。

2017年的教训：众议院在边境调节税上栽过跟头

上一次边境调节税的重大推进是在《减税与就业法案》立法前夕。当时它被吹捧为增加收入、抑制产业外迁、提升美国出口竞争力的良方。但当具体细节公布后，零售商、炼油商、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权益组织纷纷联合反对。

政治博弈异常残酷。当反对者提出简明有力的论证——边境调节税将抬高日用品消费价格时，众议院税务提案者首当其冲承受压力。从食品杂货到服装电子产品，普通家庭的开销都将增加。

最终边境调节税在政治压力下夭折。教训很清晰：在消费驱动型经济中对进口商品征税，选民会敏锐察觉。

边境调节税与增值税的理论诱惑

支持者仍主张，边境调节税或增值税能在不提高税率的前提下增加税收，实现在消费地而非生产地对商品课税，同时豁免出口项目，看似“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仅是理论计算。但税收政策不仅是数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从政治角度看，边境调节税与增值税注定是败局。

现实：价格上涨与累退效应

边境调节税对零售商和美国家庭的进口商品征收20%或更高税率，意味着日常必需品价格攀升。经济学家或辩称汇率调整会抵消成本，但这套理论从未在课堂外具有说服力。

真相是边境调节税与增值税都具有累退性——将更沉重地压向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商品消费的工薪家庭，这使它们在政治上极具毒性。

关税存在同样缺陷：同样具有累退性，对承受力最弱的群体加重日常开支负担。但关键区别在于，关税通常是临时性工具，而边境调节税将永久嵌入税法体系。

虚假的选择题

某些倡导者试图制造“关税与边境调节税二选一”或“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税与边境调节税二选一”的假象。这是伪命题。政策制定者根本不必在粗暴的关税与隐蔽的消费税之间做选择。

存在更优解：

核心结论

边境调节税与增值税无论从政策还是政治层面都不可取。它们在2017年失败是因为消费者与零售商发出了强烈反对。政治现实从未改变。下一轮重大税收辩论应聚焦竞争力、经济增长与家庭保障——而非对美国人难以承受的商品实施永久性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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