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各界和零售商苦苦应对日益猖獗的盗窃与暴力事件时，仍有人错误地认为

有组织零售犯罪

造成的损失因企业报告的商品损耗数据而被夸大。

商品损耗通过对比账面库存与实际库存来衡量存货损失。该指标以销售额百分比计算，帮助零售商掌握当前存货损失状况。但了解损耗本质的人都清楚，这并非衡量盗窃行为的直接或唯一指标。

零售损耗范畴过广，无法与盗窃直接挂钩

损耗计算涵盖多种损失类型，不仅限于盗窃。除了外部盗窃（如顺手牵羊）、员工监守自盗和供应商欺诈，还包括行政失误、货物损毁、商品过期或变质等非盗窃相关损失。

通常以门店为单位计算的损耗率，能帮助零售商定位高损门店以便深入调查损失成因。企业整体层面的损耗数据则作为损益报表组成部分反映亏损情况。但无论单店还是企业层面的损耗百分比，都无法具体量化包括盗窃在内的特定类别损失。

零售商计算方法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企业根据会计实务、商品结构及损益表报告方式采用各异的分摊方法。有的按成本价计算，有的按零售价核算；部分企业计入货损或促销调整等非盗窃项目，其他企业则予以排除。库存盘点频率从年度、季度到更短周期不等，导致损耗数据入账时间存在差异。

这些计算差异凸显现代零售业独特而复杂的库存生态。全美零售联合会认识到，报告行业平均存货损耗率已无法准确反映零售商现状，遂于2023年起停止发布相关行业数据。

损耗百分比无法全面反映盗窃损失

供应链盗窃（货物盗窃）和支付欺诈（礼品卡、信用卡诈骗）造成的损失通常体现在损益表不同科目。供应链盗窃可能计入销售成本项目，因其发生在商品正式入库前；信用卡和礼品卡盗刷往往导致退单或资金损失，这些会在损益表其他栏目体现。这意味着仅依赖损耗百分比会低估盗窃和有组织零售犯罪的实际影响。

销售额与商品结构可能导致损耗率偏低

受销售额或库存构成影响，严重盗窃行为可能呈现较低损耗率，即"分母效应"。具体表现为：

失窃商品价值差异

某大型零售商销售数十亿低单价快消品时，即便大量货品失窃，损失金额相对于总销售额可能微乎其微，导致损耗百分比偏低。反之，少量高价值商品失窃就会显著推高损耗金额，使百分比急剧上升。

销售额规模影响

超高销售额的零售商即便遭遇重大盗窃损失，该金额在总销售额对比下可能微不足道，从而形成较低损耗率。这种百分比表象会掩盖问题的严重性。

例如两家门店各遭受200万美元盗窃损失：

绝对损失金额相同，但损耗率却随分母扩大而降低，可能导致管理层低估问题严重性——尤其当有组织犯罪集团持续洗劫门店造成高额损失时。

损耗率与盗窃率不可划等号

近年一些零售CEO报告稳定损耗率的同时，也指出盗窃和有组织零售犯罪呈上升趋势。这看似矛盾实则不然：

损耗包含流程缺陷或培训不足等非盗窃损失，这些往往能通过运营优化控制。此类改善可抵消盗窃损失的增长，意味着低损耗率未必对应着更少的盗窃行为。

必须明确区分损耗与盗窃概念。虽然损耗是衡量整体库存损失的有效指标，但无法可靠反映全行业有组织零售犯罪活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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